如果以1909年美國商人、上海亞洲電影公司老板本杰明·布羅德斯基在香港創(chuàng)作的短篇小說《偷燒鴨》為起點，那么香港電影已經有一百多年的歷史了作為繼美國好萊塢、印度寶萊塢之后的全球第三大電影制作中心，電影在香港社會的經濟文化生活中無疑具有獨特的地位和社會影響力因此，香港電影史一直被認為是香港社會歷史最好的注解之一，濃縮了其從英國殖民地到中國特別行政區(qū)一百多年的歷史變遷，也具有重要意義它是香港社會和文化特征的承載者所謂文化認同，簡單來說就是回答一個身份問題：“我是誰？”這個問題對于我們大陸人來說或許根本不值一提，因為我們的個人身份早已被一長串固定的身份證號碼和戶口本上的字體界定在一個有限的框架內事實上，他們甚至可以拿出一份家譜，聲稱自己是幾千年前歷史名人的多代后裔這對我們來說并不罕見，但對香港人來說，身份問題有點像數(shù)學中的“哥德巴赫猜想”表面上看，這只是一道“1+1”的數(shù)學題，但自從陳景潤之后，40多年的深入研究就化為泡影

香港特別行政區(qū)中聯(lián)辦（中央人民政府辦公廳）原主任姜恩珠卸任時對香港媒體說：“香港很難讀。

”十年后，在香港回歸祖國十周年之際，他在接受媒體采訪時仍然強調這句話，稱自己“還在讀有關香港的書”香港文化的復雜性不僅讓“外人”難以消化，也讓香港人自己感到困惑究其原因，恐怕是由香港這個移民社會的特殊性決定的香港社會以移民為主這里的移民不僅僅指藍眼睛、白皮膚的西方人或印度人和巴基斯坦人，近年來這些人的數(shù)量有所增加即使是純種中國人，祖先也基本上是從廣東、福建等省遷來的這在遷徙和長時間遠離家鄉(xiāng)的過程中，人們不可避免地會失去和忘記許多過去的記憶特別是1842年《南京條約》簽訂后，香港被西方殖民勢力從中國領土分割出去一百多年來，外來文化的洪流淹沒了這座“玻璃城”盡管香港華人的民族自尊心讓他們部分地堅守著“中國基因”，但毫無疑問，面對不斷變化的世界，“諾亞方舟”是不可能的香港人找到回家的路 1998年香港導演陳木勝的電影《我是誰》就很好地說明了這個問題香港成龍在南非的一次手術中失去了記憶他擁有六本不同國籍的護照，但直到影片結束，成龍都不知道他到底是誰（也許他正想知道，但影片突然停止了，沒有給他答案）片中，他多次大喊“我是誰”，以找回失去的身份然而，南非人卻誤以為“我是誰”就是這個香港人的真名

“劇中失去記憶相當于被強行剝奪身份或被迫坦白。

”鑒于該片上映恰逢香港回歸一周年，很難簡單地將其解讀為一場美麗的誤會更有趣的是，八年后，盡管沒有“失憶”，成龍仍然要面對這樣的問題：“如果孟將軍戰(zhàn)死沙場，那你是誰？”在他本人的另一部電影中《神話》盤問顯示，香港人對自己的“根”仍心存疑慮據(jù)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1998年進行的電話調查顯示，56.5%的香港居民認為自己是香港人，30%是中國人 2007年，52.4%的人認為自己是香港人，36.5%的人認為自己是中國人從人與人的比較來看，有人認為香港人的中國認同感明顯提升，但實際情況可能并不那么樂觀盡管如此，由于其作為前英國殖民地和東西方混合區(qū)的獨特歷史存在，香港人常常對“我是誰？”的問題感到困惑

回答問題時。

因此，香港的文化認同往往側重于尋找和定位香港“自我”與西方和中國這兩個“他者”之間的差異